民營企業不指望享受任何“特權”，在發生糾紛，特別當對方是大型央國企、尤其是政府部門的時候，選擇打官司已經是萬般無奈之舉，就希望法院能夠不偏不倚，居中公正裁決，執行到底。

——在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時，

談落實“平等保護”。

對肆意侵害群眾切身利益，特別是監管上有漏洞、法律適用上有模糊，群眾受到侵害后求告無門的新型違法現象，檢察機關要主動出擊，協調相關執法、司法、行政部門會商研討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，及時回應群眾和社會期待。

——在審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，

談踐行“司法為民”。

支持浙江發揮民營經濟活躍、營商環境和社會氛圍好、改革創新點子多力度大等優勢，積極探索從地方立法、執法、司法等多個維度，構建保障和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系統性法治框架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和“兩高”要多從政策、資源等方面給予支持，鼓勵浙江先行先試，支持浙江打造民營經濟法治保障高地。

——在浙江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發言，

談民營經濟發展法治保障。

從企業角度來說，我們喜歡跟“有分寸，公私分明，君子之交”的領導干部打交道，雙方目的一致，就是辦好一流企業。對企業家而言，辦好企業是為了實現理想抱負，打造事業平臺，帶領員工和合作伙伴過上好日子。對領導干部而言，幫助辦好企業是為了創造就業和稅收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，造福一方百姓。雙方基于這樣的共識，在符合法律、政策的前提下，各盡所能、共同推進，而不是吃吃喝喝、稱兄道弟的假親近，我認為這樣就達到了親而有度、清而有為的要求。

——在接受《人民日報》采訪時，

談“親清政商關系”。

企業出海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堅持“合作共贏”思維，不能一味地想著把我們的產品賣過去、把錢賺回來，那樣容易“沒朋友”。要根據目標市場的實際需求，輸出產品、輸出品牌、輸出技術、輸出管理等方式組合運用，既滿足當地客戶的需求，也提升當地制造水平，創造就業和稅收，這樣才能走得長遠。

——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，

談企業“出海”策略。

作為人大代表，關心社會事務、為群眾傳遞呼聲，是本職工作、應盡義務，我為能夠在這些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出一份力而備感欣慰和自豪。但是，不能說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我的建議而得到解決的，其他代表委員，包括社會媒體、每一個人的公開發聲，都起到了推動作用，具體落實的部門更是付出了巨大心力，這不是我個人的“成果”，而是群策群力的結果，也是我們國家“全過程人民民主”的生動體現。

——在接受中國網采訪時，

談代表建議落地。

綠色低碳升級確實需要巨大的投入，如果算短期的“經濟賬”，肯定賺不回來。但是我們做企業想要開“百年老店”，眼光就必須放長遠。“3060目標”是國家對全世界的鄭重承諾，我們龍頭企業有責任響應支持；綠色低碳發展是大勢所趨，我們作為一家全球布局經營的企業也必須跟上。

——在接受《中國工業報》采訪時，

談企業綠色轉型。

我們跟施耐德的合資談判過程很艱苦，但合同簽署之后雙方這么多年的合作一直是比較融洽的，我作為合資公司的董事長還從未動用過否決權，大家都是商量著來，怎么對公司有利怎么來。事實證明，之前人們擔心的，施耐德會把德力西“吃掉”，或者施耐德和德力西聯手會打壓中國其他同行企業發展等等，都是“杞人憂天”。實際情況是施耐德、德力西、中國電氣產業都發展得很好，國家堅定不移地推進擴大開放、高水平對外開放，不就是希望看到這樣的共贏局面嘛。

——在接受《浙商》雜志采訪時，

談開放共贏。

目前的問題是“辦卡-跑路”現象太普遍，消費者幾乎沒有任何有效救濟手段，無良商戶幾乎沒有任何有力打擊手段。正因為如此，一些商戶就刻意去誘導儲值消費，甚至歧視非儲值消費的客戶，從而無償占用消費者資金，肆意挪用。我們的很多員工都反映過類似問題，商戶跑路后市場監管部門沒辦法，公安部門不立案，只能自認倒霉。這種現象是不正常、不合理的。

——在接受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采訪時，

談儲值消費亂象。

今年兩會我們看到了對民營經濟的支持，概括來說就是“優化環境、增強信心、促進創新、保障權益”。這些政策就像“活水”，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信心。信心凝聚力量，實干譜寫華章。信心是第一位的，信心比黃金更重要。